特赦1959:溥儀杜聿明王耀武,都是近代史赫赫有名的大人物

  這幾天,央視正在熱播一部電視劇,叫做《特赦1959》,主要講述的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特赦背後的故事。這部電視劇之所以受到關注,是因為第一批特赦的罪犯,可都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。從他們的名字,就知道第一次特赦名單的“重量”:溥儀、杜聿明、王耀武、周振強、宋希濂……

  可以說,這些人長期站在人民的對立面,有些人甚至放棄了民族尊嚴,充當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爪牙。在民眾眼中,可謂“罪大惡極”。按理說,這些人都是戰犯,應該在監獄改造一輩子,他們改造好了嗎?為什麼要放了他們?

  民眾的擔憂不無道理。改造人難,改造人的思想更難,特別是像溥儀、杜聿明、王耀武等人,要么是曾面南稱尊的帝王,要么是身經百戰的將領,這些人的城府極深,思想非常頑固,想要他們認識到錯誤,難度不啻登天。電視劇《特赦1959》的劇情基本上符合史實,從中可以一窺改造戰犯思想的難度。

  不過,就像電視劇所演的那樣,什麼困難也難不倒共產黨人,經過近十年的“鬥智鬥勇”,戰犯大部分認識到自己的錯誤。就在此時,政府出現了特赦戰犯的聲音。

  最早發出這個聲音的是周恩來。在1956年初的政協會議上,周恩來作了“政協會後,可放十幾個戰犯看看”的批示。中共中央非常重視周恩來的意見,並對此進行了專門討論。

  中央認為,當時國內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獲得決定性勝利;第一個五年計畫提前完成,政治、經濟穩定;從戰犯本身的情況來看,他們雖然是有過重大罪惡,但一般高高在上,同人民民眾直接接觸少,且他們在關押期間,多數人表現良好,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現。

  在這種情況下,如果釋放一批戰犯,不僅有助於孤立、動搖、瓦解境內外敵人,並且有助於安定社會上和統一戰線內部對我們抱有疑懼的人的思想,使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獲得進一步鞏固和擴大。

  隨後,毛澤東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做了《論十大關係》的報告,又進一步就寬大戰犯的政策問題做了說明。經過上上下下的充分醞釀和討論,中央決定,在1959年國慶十周年之際,特赦一批日偽和國民黨政府時期的戰爭罪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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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59年12月4日,根據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所簽署的特赦令,溥儀、杜聿明等11人被特赦。十日之後,周恩來總理召見了溥儀等人,為他們講述了立場、世界觀的問題,並交代他們要過集體生活,春節後會分配他們工作,在勞動中繼續鍛鍊,重新做人。

  1959年12月4日,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首批戰爭罪犯33名。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在特赦之列。

  根據中央的安排,溥儀等人被特赦之後,首先要去北京各地參觀,目的就是讓他們看到新中國的力量和朝氣。在幾天的時間裡,他們看到了人民大會堂的雄偉,領略了十三陵水庫的壯麗,目睹了北京火車站的繁忙。所見所聽使他們認識到,短短十年間,中國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

  一段時間的參觀後,經過中央統戰部的研究,這些特赦人員由北京市集中安排,在郊區人民公社或工廠開始參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勞動。具體來說,王耀武、宋希濂、杜聿明、鄭庭笈、周振強、楊伯濤被分配到京郊紅星人民公社參加勞動,溥儀則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,安排到中國科學院北京植物園勞動。

  其實一開始,周恩來並沒有打算讓溥儀去北京植物園,按照他的想法,作為眾多歷史事件的親歷者,溥儀最好的去處是研究所。為此周恩來專門徵求了溥儀的意見。但是溥儀覺得自己從小讀了不少醫書,完全有資格從醫,因此他就向周恩來提出做醫生的要求。周恩來聽罷之後,笑了笑,否決了這個要求,“大夫免不了出事故,別人治壞了人是常見的,你要治壞了,影響可就大了。”

  溥儀也知道,以自己“末代皇帝”的身份,一旦出現醫療事故,就是震動社會的大事,周恩來這么說是為了保護他。想了一會兒,他就接受了前往北京植物園的建議。

  就在溥儀在北京植物園擺弄花花草草的同時,杜聿明等正在揮汗如雨地勞動。按照安排,他們每天上午學習,下午勞動。最初幾天,王耀武、宋希濂、鄭庭笈在園藝隊糊桃袋、揀地下的果樹枝,杜聿明在汽車修配車間做零活。楊伯濤、周振強二人由於探親比杜聿明等人晚些到公社報到,楊伯濤被分配到果樹組勞動,而周振強由於想學養豬,被分配到種豬場勞動。

  1960年10月1日,王耀武(左一)與溥儀(右三)等在天安門觀禮台上的留影

  1960年10月1日,是新中國的十一歲生日。杜聿明等人受邀參加國慶節觀禮。看到遊行的民眾穿得很整齊,以及天安門晚會民眾狂歡的情況,大家都十分高興。特別是遊行結束後,毛澤東出現在天安門城樓向觀禮台招手致意時,第一批特赦戰犯們的情緒達到了最高潮,溥儀感動得都跳了起來,王耀武等人也一直高呼“毛主席萬歲”,激動之情溢於言表。

  這年的11月16日,溥儀還直接參加了人民代表的選舉,他激動地說,“這是黨九年父母般的教育改造、特赦等等一系列對我教育培訓的結果,這是我的新生歷史中最光榮的一頁”。同樣高興的還有杜聿明,半個月之後,他和第二批特赦戰犯李仙洲等11人分別在所在地區參加基層選舉,由於選舉這天恰逢杜聿明被特赦一周年,因此被其稱作“雙喜日”。

  溥儀

  隨後,在1961年初,經過一年的勞動,溥儀和杜聿明等7名被赦戰犯一起,來到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報到。這個時候,國家已進入困難時期,溥儀等人在這裡仍然享受到一定的待遇,如每月可以買10次水果,每星期一次晚會,可以洗澡、理髮,當時生活困難,這已是比較好的待遇了。

  當然,黨中央對首批特赦戰犯們的關懷不僅僅止於工作和政治權利上,他們的生活問題也是黨中央關心的重點。特別是溥儀的生活問題,是重中之重。

  在成為戰犯前,溥儀曾有四位妻子,不過,這四個女人的命運都十分淒婉。末代皇后婉容被打入冷宮,每天靠抽鴉片度日;淑妃文繡,承受不了溥儀對她的冷落和宮中的不自由,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和皇帝正式離婚的妃子;祥貴人譚玉齡倒是和溥儀很恩愛,但是死的不明不白;福貴人李玉琴,則是在溥儀釋放前就跟他離了婚。

  溥儀、李淑賢夫婦

  被特赦後,溥儀相過幾次親,由於他一直想找“苦出身”的樸實姑娘,一時沒能找到合適的。1962年,37歲的李淑賢經人民出版社編輯沙曾熙介紹認識了溥儀。李淑賢是一名護士,兩人因為對醫學的興趣互生好感,很快便談婚論嫁。

  1962年4月30日晚,在全國政協文化俱樂部,溥儀與李淑賢舉行結婚典禮。次年深秋,周恩來總理、陳毅副總理以及其他領導人,接見在京獲赦人員和他們家屬時,曾專門就此事向溥儀進行祝賀。周恩來對溥儀說:“你把你和李淑賢女士結婚的時間定在五一勞動節,讓我非常感動,也非常受教育。這說明皇帝也是可以改造好的。你的進步,足以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!”溥儀欠了欠身,感激地說道:“謝謝總理的表揚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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